陈茂贤

年度港产片《破·地狱》，在开拍前就备受关注，两大喜剧演员许冠文和黄子华，时隔32年再度合作，令不少观众心生期待。本片在香港上映后，更是连续破了多个纪录，不仅是今年第二部在香港票房破亿港元的华语电影，还超越了《毒舌大状》成为了香港史上最高票房的华语电影。如此成绩，是导演和演员们始料未及的喜讯。

很幸运的是，《破·地狱》于12月14日在内地上映。在点映期间，该片已经好评如潮，并获得了超3000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。本片主创团队来到内地路演，陈茂贤导演接受媒体采访，他在采访中除了谈及创作心得，还透露了不少幕后花絮，比如本片原先的结局是个悲剧，而因为黄子华的提醒，最终才有了当前这个版本的结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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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人比老人更忌讳谈生死问题

南都：《破·地狱》目前在香港的票房已经破亿，并在亚太影展上获得多个大奖。这个成绩与你最初的预期相比如何？

陈茂贤：我们没有想过影片会有这么好的成绩，现在的票房成绩与最初的期待距离就像地球和火星这么远。东京电影节之后，我们曾预估票房，我和子华比较悲观，预估是最低的。结果没过几天，子华就首先“输”了，很快我也“输”了。

南都：本片探讨的是生死议题，对华人来说算是禁忌话题，如此受欢迎，是否也意味着近些年大家对生死的问题有观念上的转变？

陈茂贤：我之前和许冠文先生都聊过受欢迎的原因，有一样东西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得明白，就是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大家对亲情题材的共情性强，他们能在这部戏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，比较容易投入。此外，生与死是每个人都会面对、却又往往不敢正视的话题，而这部电影给了观众一个直视生死的机会。

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祖辈传承下来的避讳习惯，认为谈论这些是不吉利的。而很多时候我发现，比较避谈死亡的是年轻人，年长的人像我妈妈或婆婆，她们不介意谈论死亡，反而她们每次一谈论死亡，我都会转移话题。《破·地狱》在香港及世界各地放映时，会有许多年长观众前来观看，并在观影后向我们致谢，认为我们拍了一部正视死亡的电影，有助于年轻人更早地接触和正视这一话题。

陈茂贤导演。

南都：你曾在其他采访说过这个剧本是你22年以来写过最难的，具体难在哪里？除了剧本层面，拍摄期间最难又是什么呢？

陈茂贤：我想诠释一个深刻的命题，但又不想过于直白，希望通过剧情和情绪的累积，给观众留下感受和回味的空间。因此，对白的处理成为最难的部分，如何把握每段关系和每句对白的分寸，何时该说，何时该停，这种技术上的拿捏很考验人。本片在剧本阶段就反复推翻，经历了多次变化。我们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，因为我们有太多丰富的内容和关系都很想放进影片中，但是到底哪些应该放，哪些不应该放，我们斟酌了很久。

拍摄期间艰难的不仅是演员们要练很多东西，要做很多资料收集，还有在实际拍摄时存在一些场地的问题。香港殡仪馆只有三天是没人的，大年初一，清明节和重阳节。由于我很想拍实景，我觉得那样才有质感，要拍实景就要选休息日去拍，但这样就会令拍摄周期拖很长，但我们又不想妨碍家属办丧礼，所以我们就一比一搭了灵堂，变成一个殡仪馆的场景。不过还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复制的场景，像一些员工通道，我们就坚持拍实景，这些场景就要在那三天拍。

南都：这部电影的题材和你以前拍的电影《不日成婚》风格完全不像，为什么会想到请黄子华和许冠文来演？

陈茂贤：我个人认为谈论死亡应该要用一些严肃点的态度处理。

之所以找黄子华和许冠文，原因是我自己也是写喜剧出身的，而他们两位作为喜剧传奇人物，是我入行时就很渴望合作的演员。我觉得喜剧演员都有很好的演技，但奈何喜剧演员必须取悦观众，他们只能放下对演戏的执着，或者选择一些戏路和类型。我在香港看过子华很多的舞台剧，近距离看他时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演技很好的演员，很有感染力。

许冠文是导演、编剧、演员，他还演过正剧。因此，作为同样有喜剧背景的导演和编剧，我非常希望与他们合作，共同创作一部严肃题材的电影，以此向观众证明，喜剧演员不仅能驾驭喜剧，也能出色地演绎正剧，他们拥有驾驭各种题材电影的精湛技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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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来到这个地球，很多东西没得选

南都：那邀请许冠文和黄子华的过程是怎么样的？

陈茂贤：这件事很神奇。我只是向邵监制提了两个名字，真正难的是监制邵剑秋先生，要去沟通的人是他。当初我想写这个戏的时候，我和邵监制说，我想写一个关于生死议题的戏，他说让我拍得轻松一点。但他看完剧本之后，他跟我说这部作品不搞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写着写着变成这样。他问我想找谁演时，我说黄子华。当时黄子华是过亿票房的男主角，我见到邵监制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试一下吧。”我不知道他中间做了什么，总之过了几天黄子华就坐在我面前。起初，黄子华是想拒绝我的，他通常不接没有完整剧本的戏。但幸运的是，他很喜欢这个题材，于是我们聊了拍摄想法，他最终决定加入，让我回去完善剧本。

我回去写的时候邵监制问我角色“文哥”想请谁出演，我回答：“既然叫文哥，那就让许冠文来吧。”那个时候，我看到邵监制叹了更大的一口气。许冠文先生是我们编剧导演界的祖师爷，一年只能在编剧会的春茗看到他。隔了几天，我在见到子华的同一个咖啡厅里，祖师爷（许冠文）出现了，大家聊完一次之后就谈成了。我不知道起初邵剑秋监制是不是焦头烂额，电话都打坏了。作为一个导演，这部戏的视觉需求都是我提出，就会有一些人帮我组织，我永远很感恩大家。

南都：很多人看之前会以为是黄子华和许冠文的双主角戏，但大家看完会发现卫诗雅饰演的文玥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，为什么会加文玥这个角色？如何评价卫诗雅的演绎？

陈茂贤：我的戏要定义生命，就像海报中讲的“生死从不由己定，人身难得度众生”，我们在芸芸众生中，能够成为人的机会是很难得的。但是当你成为人的时候，生命的核心就在你跟家人朋友的关系了。我觉得文玥在这部戏里面一个很大的作用，就是说明人来到这个地球，很多东西没得选。文玥生于这个喃呒家庭，爸爸给了他很多枷锁，她虽然没有选择，但她可以去破除自己的“地狱”。我觉得文玥是一个象征，可以跟观众共情。通过道生的视角，即观众的视角，最后将情感集中到文玥的身上，这就是我想做的事。我希望通过文玥，让观众在影片的结尾有所感悟，能够跳脱出自己原有的想法和困境。所以，文玥这个角色在整部电影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以前我和卫诗雅拍过两部戏，她是个非常出色的演员，无论是动作戏还是情感投入，都表现得非常出色。以往我们合作时，她可能会更多地寻求我的导演指导，希望和我多沟通。在这部电影里，她很渴望出演文玥这个角色，我让她自己多做尝试，而不是依据导演指示去表演。因为有时候导演在演员旁边的时候，会让演员觉得很安全。这次拍摄就像在海里没有救生圈，没有人可以帮她，她只能靠自己去处理这个角色。我觉得她有能力做到，而且事实上她做得非常好，这次经历让她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

南都：《破·地狱》探讨了一些文化保育的议题，并做了一些现代性的思考，但你们拍的时候受到了一些喃呒师傅的质疑，例如不肯教卫诗雅“破地狱”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讽刺呢？明明自己在做文化保育，却没有得到圈内的认同。

陈茂贤：我觉得，很多时候这些质疑是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告诉他们用意。最初基于故事的保密性，很多东西都没成型的时候不方便讲太多，我们和喃呒师傅讲能不能教女性“破地狱”。按照祖辈的传统，喃呒技艺是传男不传女的。因此，如果要教一个女孩子，他们必须明白目的和用途，他们担心的是，我们可能会利用这些技艺去骗人。当师傅们问得很详细时，我们又不能回答他，我只能说我是拍戏。他们会有怀疑，会有很多疑问。直到剧本完善后，我再次去找师傅们，提议让他们看看剧本。我跟他们说，仅凭我的口述，他们可能会怀疑我是否在冲击他们的信仰，所以我希望他们能亲自看看剧本，了解为什么要让一个女性角色参与“破地狱”。后来他们知道我们拍这个戏的目的和内容，就很愿意教我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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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没有旁人的提醒，不会有这版结局

南都：据说原版结局是非常悲惨（道生失去了那个没出生的孩子），现在的结局反而比较阳光，你怎么看两个结局的区别？

陈茂贤：我剪了9个月，中间无数次崩溃。在原版的结局中，我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——要真正珍惜某样东西，往往需要先经历失去的痛苦。我的电影核心命题是探索生命的意义，以及我们如何找到它。我认为，只有当一个人先经历了失去生命的痛苦，他才能真正懂得珍惜生命。因此，在电影的结局中，道生在面临是否要让一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时，这个新生命却自己选择了离开。这种失去的痛苦，让道生深刻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所在。

当初剧本写出来时，卫诗雅、金姐（金燕玲）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事，编剧看完后则认为我这样写会出问题。我觉得这是一部作者电影，所以我很坚持，直到子华说我原先的结局是反人类的，他提醒我如果大家看完电影后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，做了一些不好的事，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安乐的。我拍完后，在最后剪辑时觉得大家说的可能是对的。当时电影已经提交给东京电影节，但我打电话给公司，让他们去协商给我时间改点东西，于是有了这个版本结局。我很庆幸观众喜欢这个版本，感谢有一部这样的电影。每次有人谢谢我的时候，我都会说道生没有超度观众的时候，已经超度了导演。我很谢谢子华，他的建议让我有机会避免了一个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结局，让电影能够传递出更加积极、向上的信息。

南都：电影用上车下车象征死亡，这是一个很直白的象征，当初为什么会想用车象征死亡？有没有想过其他的象征？

陈茂贤：我从小到大都觉得红磡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红磡在我小时候是一个火车总站，这个地方一边是住宅区，另外一边就是专门做白事（丧礼）的地方。火车总站很像一个人生旅程，衣食住行都可以在那里搞定。你可以搭火车去不同的地方，但是无论你转巴士、的士，转任何一辆车去任何一个旅程都要经过那里再下来，这就像人生的跑道。无论怎么样，终点都会去到红磡做白事殡仪馆。我选择在红磡拍摄，也是因为它与生死、与人生的旅程有着紧密的联系。

在香港，很多人死后需要运往不同的地方，而红磡火车站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，成为了遗体转运的重要站点。这种功能上的特性，让它成为了一个象征——象征着生命的终结和新的开始，也象征着人生的无常和循环。因此，我选择用车辆象征人生的旅程和变化。车辆可以带着我们去往不同的地方，开始新的生活，也可以带着我们回到起点，面对生命的终结。在红磡这个特别的地方，车和车站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旅程的缩影，让我能够更深入地探讨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。

南都：文哥最后那封遗书，是不是只有一封？让文玥“破地狱”的遗愿是不是真的？他是自然离世的吗？

陈茂贤：对，只有一封。他是自然走的，那封遗书放在柜子里，他一直有很多东西想让道生帮他做，但文哥不是一个容易把话说出口的人，所以就写了遗书。世事无常，每天你都会见到一些人，但突然之间我们再也见不到了，我想表达这个世界的无常。而让文玥去“破地狱”是道生的意思，爸爸叫他帮自己超度子女，用的方法道生决定。文哥很信任他，而道生就想了这个方法。

南都：拍摄这部电影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这部电影对你的现在或未来会发生什么影响？

陈茂贤：这部电影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写和拍的，我觉得它很能代表我。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导演的世界，而通过这个电影可以将我的世界带给不同地方的观众，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我的世界，我觉得很感恩可以做这件事，也很感恩通过导演和演员组成的世界，可以令观众喜欢，这是最无价的。这部电影令我一个悲观的人开始觉得可以尝试一下，不需要用这么悲观的目光去看这个世界，我可以慢慢走出来。

采写：南都记者 刘益帆 实习生 林睿媛